我买了5杯，共1斤半，按照她所说的公平交易原则，我如数付了款。
把钱掖进衣袋之后，她看了看左腕上的手表，嘟囔着：“真是没用，一会儿走，一会儿停，真想扔了它。”
“想知道几点吗？”
她嘲讽着我：“这个忙总可以帮吧？”
“2点刚过。”
她自言自语着：“没处买烧饼呢，还得饿上几个钟头。”
我最关心的是与那把“凶器”有关的背景情况，那方面很可能正是她最需要我帮助的，可我没有权利逼迫她道出自己的隐私，话说至此，我的救助之愿也只好作罢。
寻夫的事自然是要帮，可是毫无线索，只能暂时等待，再问她又能得到什么？
我必须答应她，但只能是笼统的，这其中有很大的同情、慰藉的成分。
“你的事，我会想着的”，我提起花生米，准备道别，“给你留个电话，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来找我。”
我掏出记事本，从上面撕下一张纸，写下了名字和电话号码，递给了她。
“雷———鸣———，这名字真好听，带劲儿，”她拉着长声叨念着，发现我有所保留，很不满足，“你住哪儿？怎么没写？”
其实，地址是不需要的，有了那个电话号码还不就够了？
“正义大街1号院，”我把局大院的地址告诉了她，还做了详细的补充，以表示诚意，“坐44路公共汽车，门口有站，是座大楼，14层，乳白色，大门口有扛枪站岗的。”
“嚯，你们家可真够威风的。”
临别时，我指着地上那个竹篮子，特别告诫着她：“你藏着的那个家伙，杀猪剔肉可以，不许随便干别的用。”
“认识了你，我干嘛还用它？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我有事就找你。”她异常快活，使劲儿晃着手里的字条，大大提高了嗓门，“告诉你吧，有了你这号码儿，我的胆子大多啦。”
拐到18号楼东，我特意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她仍然伫立在水泥墙前，直勾勾地凝望着我。
看见我回头，她高扬起手臂，喊着：“雷鸣同志，你干嘛不问我的名字？”
哦，她在怀疑我的诚意，都怪我疏忽。
我忙转身跑了回去，掏出记事本，捏着“野马”笔，摆出个记者采访的姿势，郑重地站在她面前，静等着她说。
“我的大名儿叫武旗红，武装部的‘武’，红旗的‘旗’，红旗的‘红’，现年25岁，家住京北，我的娘家是瓷家峪，我男人家是平乐寨。”她一字一顿地说着，就像在申报履历，说到半截，停顿下来，愣了半天才说出最后的一项，“我是农民，家里穷，没有电话……”
与武旗红分手之后，我心里总是疙疙瘩瘩、别别扭扭的，回到家里，我坐在圆桌旁边喝着啤酒，吃着武旗红的花生米，不由得又琢磨起她来：她的命运一定与这陈年的花生米类同，微苦微涩，不甜不香。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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